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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制造是全球工業化的大勢所趨，也是重塑國家間產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縱觀工業發展歷程，不斷提升生產的智能化水平是人類不懈的追求。對于我國而言，加快發展智能制造，是搶占未來發展制高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制造強國建設的重要舉措。未來，要堅持把智能制造作為中國制造轉型升級的主攻方向，堅持企業主體、政府推動，著力提升關鍵技術裝備安全可控能力，著力增強基礎支撐能力，著力提升集成應用水平，著力探索培育新模式，著力營造良好發展環境，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打造我國制造業競爭新優勢、建設制造強國奠定扎實的基礎。

中國制造轉型面臨重要機遇

縱觀當今世界，誰占據了價值鏈的核心環節，誰就掌控了全球價值流向。近年來，新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方興未艾，給世界產業技術和分工格局帶來深刻調整和革命性影響。智能制造成為全球新一輪制造變革的核心內容，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紛紛加緊謀劃和布局，積極參與全球制造業再分工。美國制定了《先進制造業國家戰略計劃》，旨在大力推動以“工業互聯網”和“新一代機器人”為特征的智能制造戰略布局。作為工業4.0的倡導者，德國意欲主導智慧工廠等工業4.0標準制定。而日本推動“超智能社會”建設則致力于通過發展智能制造及其相關技術，解決少子化、老齡化、資源匱乏導致的各種社會經濟問題，以重塑本國制造業的競爭新優勢。

經過改革開放30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制造大國。制造業規模躍居世界第一，增加值在世界占比超過20%，成為全球價值鏈重要的參與者。然而，總體來看，中國制造大而不強的特征仍然明顯，自主創新能力相對較弱，核心零部件、關鍵原材料、重大裝備對外依存度高，資源消耗大，低端產能過剩，高端供給明顯不足，產業整體仍處于全球制造業鏈條的中低端。近年來，隨著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要素成本持續上升、傳統比較優勢不斷弱化，如何實現從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模式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模式的轉變，實現新舊動能轉換，成為我國制造業面臨的重要問題。

回顧世界經濟發展歷程，每一次工業革命總是帶來勞動生產率大幅提高和生產方式的巨大變革，同時也為后發國家提供了“彎道超車”的重要機遇。

智能制造是基于新一代信息通信技術與先進制造技術深度融合，貫穿于設計、生產、管理、服務等制造活動的各個環節，具有自感知、自學習、自決策、自執行、自適應等功能的新型生產方式。智能制造不僅僅是單一技術和裝備的突破與應用，而是依靠裝備智能化、設計數字化、生產自動化、管理現代化、營銷服務網格化等制造技術與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與集成，創造新的附加價值。借助傳感器、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技術的運用，智能制造能夠實現設備與設備、設備與工廠、各工廠之間以及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企業與用戶間的無縫對接，企業可以更加精準地預測用戶需求，根據用戶多樣化、個性化的需求進行柔性生產，并實時監控整個生產過程，實現低成本的定制化服務。

制造業向智能制造的轉型會產生對智能裝備、智能傳感器、新材料、工業軟件系統以及相關服務的大量需求，能夠形成新的產業增長點。更為關鍵的是，隨著用戶需求高端化、個性化，對增值服務的要求不斷增長，能否以較低成本滿足個性化、多元化且多變的市場需求將成為決定企業成敗的關鍵。智能制造借力新的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能夠實現生產制造與市場多樣化需求之間的動態匹配，有利于減少過剩產能和庫存，這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目標方向高度契合。同時，中國也具有發展智能制造的有利條件。一方面，中國擁有世界最大規模的制造業和完備的制造體系，為智能制造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另一方面，中國互聯網產業發達，互聯網領軍企業在大數據、云計算領域形成了強大的技術能力，為智能制造的發展提供了技術基礎。

在當前國內發展動能轉換和國際競爭加劇的形勢下，加快發展智能制造，不僅是搶占未來經濟和科技發展制高點的戰略選擇，而且有助于抵消勞動力成本上漲的影響，對打造我國制造業競爭新優勢，實現“彎道超車”，邁向制造強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為此，《中國制造2025》將推進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列為制造業轉型升級的一個重要任務，明確提出加快制定智能制造技術標準，發展智能制造裝備和產品，推進制造過程智能化。

智能化升級仍面臨挑戰

由于我國工業化起步晚，技術積累相對薄弱，先進技術的產業化能力與工業強國存在顯著差距，我國制造業智能化升級面臨著一系列挑戰。

一是我國制造業發展水平參差不齊。與美、日、德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制造業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之間發展不平衡，一些行業龍頭企業已經開始智能化探索，但多數企業尚處于電氣化、自動化甚至機械化階段。未來我國制造業要全面實現信息化、網絡化、智能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二是智能化的軟硬件領域缺乏自主研發技術。重要領域工業傳感器、伺服電機、高端芯片等關鍵零部件主要依賴進口，使得我國智能裝備和智能制造的發展嚴重受制于人。我國在工業軟件缺少自主知識產權，使得關鍵工藝流程和工業技術數據缺乏長期研發積累，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智能制造整體水平的提高。

三是智能制造尚處于初級應用階段。在我國，智能制造的綜合集成效應尚未顯現。有報告指出，我國僅16%的企業進入智能制造應用階段；從智能制造的經濟效益來看，52%的企業其智能制造收入貢獻率低于10%。

四是智能制造標準、網絡信息安全基礎薄弱。發展智能制造，需要實現工廠、車間、設備、產品、用戶之間全流程、全方位、實時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達到研發設計、生產制造、經營管理以及售后服務的高度網絡協同，對網絡、設備和應用的標準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國統一智能制造標準體系尚未建立，制約著我國智能產品、裝備、服務的綜合集成、互聯互通和信息共享。

五是高素質復合型人才不足。從經營管理層面來看，我國企業缺少具有預見力的領軍人物和高水平的研發、市場開拓、財務管理等方面的專門人才。從員工隊伍層面來看，企業普遍存在初級技工多，高級技工少；傳統型技工多，知識型技工少；單一技能的技工多，復合型的技工少的現象，員工綜合素質偏低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智能制造系統的應用和推廣。此外，涉及智能制造標準制定、國際談判、法律法規等方面的高級專業人才不足，更需要我們重點關注。

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制造業是國民經濟的主體，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面對發達國家“再工業化”與發展中國家低成本對中國實體經濟形成的“雙重擠壓”，要抓住新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戰略機遇，以智能制造引領中國制造向全球價值鏈高端攀升。

首先，推進智能制造產業共性關鍵技術的自主研發與產業化，提高價值鏈關鍵環節的掌控力。聚焦感知、控制、決策、執行等智能制造核心關鍵環節，突破制約智能制造發展的各類工業傳感器等關鍵技術，增強數字化和軟件化控制能力；研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業機器人、增材制造裝備等關鍵裝備，補齊工業數字化轉型短板，全面提升智能制造的產業化水平。

其次，加大國產工業軟件產業發展扶持力度，推動工業軟件特別是智能制造操作系統平臺的開發以及推廣應用。建立工業軟件產業投資基金，從財稅、金融、知識產權等方面加大對工業軟件基礎研發、產業化、推廣應用的扶持力度。組建以行業龍頭企業為核心的工業軟件聯盟，打造工業軟件產業生態圈。加快制定工業軟件行業標準，推進制造業工業軟件綜合集成應用。

第三，加快智能制造相關標準體系建設，為實施智能制造提供強有力的標準支撐。聚焦重點領域，從基礎共性、關鍵技術、重點行業等方面，建立健全智能制造相關標準體系。鼓勵通信設備、智能裝備、軟件開發、工業自動化、系統集成等領域的企業和科研機構聯合參與智能制造體系架構、通信協議、操作系統平臺、應用接口、技術實現等方面標準的制定，提高智能制造相關標準的開放性和兼容性，夯實智能制造產業生態基礎。

第四，創新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以產業聯盟模式打造智能制造產業生態圈。智能制造所帶來的以消費者為中心、“需求定制+大數據營銷+參與制造”的“產品+服務”的新生產模式和商業模式，要求企業從封閉的價值鏈轉向開放的價值網絡。政府應鼓勵智能裝備、通信設備業、電子信息制造企業，以及軟件開發、系統集成企業與大學等科研機構組建涵蓋技術研發、產品制造、應用推廣和系統集成等方面跨行業、跨領域的智能制造產業聯盟，建立平臺生態圈，通過服務生態化、系統化和產品智能化，推進技術研發、產品生產、應用推廣全鏈條協同發展。

第五，建立面向智能制造的多層次的人力資源開發體系。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繼續教育，引導企業加大職業技能培訓投入力度，創新培訓形式，培養和造就具有較高素養的應用型人才和知識型技工。鼓勵骨干企業與有條件的高等院校開展協同育人，建設產業人才培訓基地，培育具有“工匠精神”的應用型人才，夯實智能制造的人才基礎。

第六，打造智能價值鏈，增強企業智能化管理能力，提高數據附加價值。針對智能制造高度柔性的生產模式對管理復雜度的新要求，引導企業從產品概念設計、原型開發、資源管理、訂單管理、生產計劃獲取和執行、物流管理、能源管理到營銷售后，按照產品附加值的新型創造方式進行整合，建立高效的智能制造運營系統。